英国属于欧洲吗?

  下午的大新闻:英国公投结果出炉,脱离欧盟尘埃落定。对于这一结果,不少欧盟成员国政要表示“难过”、“悲伤”,其他各国也密切关注,讨论空前。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英国脱离欧盟是英国民众鼠目寸光,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

  这是不是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主页菌在此不做讨论。今天微信,和你分享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文章《英国属于欧洲吗?》,收录于理想国译丛006《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一书中。尽管这是篇旧文,但从中我们也许我们会得出一点结论:英国脱离欧盟,并非意外,而是早已埋下种子的大概率事件。

  最近几年,我们关于英国的身份和欧洲进行了广泛又无规则的德国式辩论。什么是英国?什么时候是英国?英国仍然存在吗?英国会幸存下来吗?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已经宣布英国“不复存在”, 而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则“废除”了英国。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英国当作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现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告诉我们,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安东尼·巴尼特(Anthony Barnett)表示,尽管英格兰是一个民族,但英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但是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其关于英格兰的杰出著作中告诉我们,英格兰——他认为也不复存在了——也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一个国家、一片土地、一个家园。有人开始渴望像德国那样就身份进行简单明了的辩论,以民族(Staatsvolk)和文化民族(Kulturvolk)等的基本区别为基础。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考虑到如今有时古怪地称之为“自治领土”(the devolved territories)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截然不同。实际上,安东尼·巴尼特在他的书《当今时代》(This Time)中称,英国人反对欧洲其实是英格兰人反对欧洲。

  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更加欧洲化,才可以拯救英国;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我们去欧洲化,才能拯救英格兰。不过,对于两者而言,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雨果·扬(Hugo Young)在《这一片幸福的国土》(This Blessed Plot)中表示,过去五十年根本的问题在于“英国……是否能够真正接受其现代命运而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英国”这个名词难以理解,那么“欧洲的”这个形容词更是如此。这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在英语中尤其如此。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欧洲的六种可能含义。有两种含义已经鲜为人知,但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成为欧洲人意味着成为基督徒,成为欧洲人还意味着成为白人。接下来是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人们更加熟悉。第一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欧洲是第二小的大陆,是欧亚大陆向西扩展的产物。我们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吗?地理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许多英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中的第二种,正如《柯林斯英语词典》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除大不列颠群岛之外的欧洲大陆”。(有人纳闷那把爱尔兰放哪儿了?)这是一种常用用法。我们说“杰姆去欧洲了”或者“弗雷德从欧洲回来了”。欧洲是其他地方。第三种含义是,欧洲指欧盟。

  在当代英国,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不会在意这三种含义,但第三种含义在政治辩论中占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就变成了:英国完全加入欧盟了吗?英国会支持欧洲大陆人称为欧洲项目之类的东西吗?

  然而,最后,关于欧洲还有第六种含义,这种含义更加崇高,更加神秘。这第六种含义是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的一个标题中体现出来的:“小组建议欧盟结束对‘欧洲’奥地利的制裁。”三名“智者”组成的小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刚刚得出结论,奥地利属于欧洲。不过,这声明听起来挺可笑的。他们认为奥地利还能属于哪个洲?非洲?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有一套所谓“欧洲标准”或者“欧洲价值观”的东西,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衡量奥地利。换言之,衡量的依据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标准、规范和理想化的欧洲,或者就是冈扎格·雷诺(Gonzague de Reynold)所谓的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l ’Europe européenne)。在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中,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不是欧洲人,或者至少说是非欧洲人。这如同一个非欧洲活动的内务委员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你可以记下欧洲价值观的清单,然后在每一条上打勾、打叉或者打问号。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用这种理想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有那么一点意义而已。

  在将这些有关欧洲的相互矛盾的含义铭记于心的同时,我希望以一种更加通俗、经验主义——我能斗胆说英国式或者英格兰式吗?——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在哪些方面,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欧洲大陆国家自身之间的差异?在哪些方面,英国与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与那些欧洲国家的相似度?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历史”。我们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英国——或者说英格兰?——例外主义的故事加以讲述的。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从近海岸的岛屿从大陆分离开始,但是接着百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政治分离。这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组织机构、普通法、议会和独特的主权观念缓慢又稳步的自然发展,授予了议会权力。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认为,如果英国和法国、德国一样加入欧洲大陆的共同体,这“一千年的历史”会受到威胁。屈维廉(G. M. Trevelyan)、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费希尔(H. A. L. Fisher)在优美的散文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初的历史观可以追溯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

  比如,在1997年1月,一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致《每日邮报》的信中写道:“我们似乎离丧失主权、丧失独立、丧失不止一千年乃至从第一次有人争取保护该国不受侵略算起的历史,只有一线之差。”或者听听亚裔英国人汤姆·帕特尔(Tom Patel)怎么说吧,他是一名同性恋,刚刚和爱人约翰·史密斯从科孚岛度假回来,他对亚斯明·阿里巴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说:“你懂的,我们英国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我和约翰悄悄拥吻的时候,与我们在英格兰拥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那种败坏道德的气息。我们是一个岛屿上的民族,我们与这些农民不一样。”

  所以说,英国或者英格兰例外主义的信念深入人心。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肯定是:英国例外主义有多例外?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你会发现例外主义是正常现象。每个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关注的都是该国独特的东西。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例外主义与一些理想化的“西方”或者“欧洲”常态进行比较,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法国和英国。每个东欧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也都有这些要素。

  这也取决于你拿哪个欧洲与我们进行比较。如果你就是拿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最初六个成员国(继承了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即加洛林王朝——大批共同遗产的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的确显得例外。但是如果你拿英国与目前欧盟的其他14个成员国或者即将成为成员国的20个国家又或者在今后十到十五年内可能成为成员国的30个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一点也不显得例外,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休·科尔尼(Hugh Kearney)、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和诺曼·戴维斯等历史学家对于英国或英格兰例外主义的重大论述作了大量的解构。大多数这类解构都不是在过去中寻找新东西,而只是促进关注点的双重转变。首先,它使关注点转向了大不列颠群岛的整个历史。其次,它在更大的欧洲框架中审视我们的国家历史。杰里米·布莱克的工作特别有助于系统地比较欧洲大陆各国的经历。比如,他提醒我们一些欧洲的民族也信奉新教(Protestantism)——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两个民族开创了它。

  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向我们表明,重大论述所提出的连续性要少得多,如果你关注威尔士、苏格兰或爱尔兰历史的话尤其如此。在《群岛》(The Isles)中,诺曼·戴维斯列出了16个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国家,其中10个国家是在过去五百年出现的。杰里米·布莱克表示,英国“具有出现连续性的天赋”。费迪南·曼特(Ferdinand Mount)在其有关英国宪法的著作中称此为“连续性神话”。我们发明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传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说,“英国是一个新发明的国家,历史没有比美国长那么多”,一语中的。

  尽管有这种比较性的解构,但毫无疑问的是,1939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的最后一页引发了这种例外主义,令人难忘。当时他从西班牙内战回来,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去伦敦,书中写道:

  脏兮兮河流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发布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消息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的公交车和穿着蓝色衣服的警察——这一切都在深深沉睡的英格兰(当然,他特意指出了英格兰)长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沉睡,直到炸弹的巨响将我们唤醒。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新故事,这是与解构或者重构我们国家历史相伴而生的。正是在英国被炸弹的巨响唤醒以来的过去六十年中,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不那么跨大西洋和后帝国主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没错,英国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了。但是我们身份中的跨大西洋或者后帝国主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我们见证了英国摆脱与世隔绝。但是代替它的是欧洲化、美国化还是只是全球化尚不清楚。如果我们从非常高层面的主权、法律和政府来看,显然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现在的《尼斯条约》,英国主权一直被共享和限制。我们英格兰的普通法与苏格兰法律一样常常要服从欧洲的法律。我们甚至还有欧洲大陆那奇怪的成文法,将《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写入英国的法律。在政府的实践方面,与欧盟伙伴的亲密合作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如果关注政策的内容并询问过去二十年间英国政策最追求的对象是哪个国家,答案肯定是美国。这是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共同之处:对美国政策和美国解决之道着迷。

  没错,在国防政策方面,自从1558年在加来战败后,时隔将近四百年,我们再次作出了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谓的“大陆承诺”。英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了欧洲大陆上。但以什么名义呢?以北约的名义:跨大西洋组织。哪怕计划好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会改变这种情况,也只能缓慢改变。没错,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与欧洲伙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但看看巴尔干半岛:过去十年,欧洲外交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关键政策是在哪里作出的?不是在欧盟,而是在由四个主要欧盟大国加上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后来是所谓的“五胞胎”(Quint),还是那个联络小组,只是少了俄罗斯。谁是关键伙伴,第一个电话通常打给谁?美国。

  我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在《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中,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将我们归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一部分,与莱茵河——阿尔卑斯模式相反。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将我们界定在两者之间。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一样,优势都在于金融服务或者媒体领域。我们没有那么多法国和德国那种小农民和大生产商的特色,在结构上从欧盟中受益。没错,我们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与欧盟做的,但是我们最大一部分投资的目的地和来源国都是美国。

  社会呢?哈尔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概要中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引用了另一段乔治·奥威尔对英国独特性的著名描述,这次是引自《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大镇上的人们脸上有点疙瘩,牙齿差但彬彬有礼,与欧洲的人们不一样。”哈尔西说,如今不同了。他根据社会现实的各类资料总结出,“英国的生活已经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社会现实的测试中,伦敦与多伦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高于伦敦与基辅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国所属的欧洲“类型”并不是这类欧洲国家,而是常常所说的“西方”。

  另外,许多“亲欧人士”喜欢援引生活方式来证明英国的欧洲化:“看看我们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诺咖啡,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度过的假期,在法国拥有的房子。”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而是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热尔博(P. Y. Gerbeau)和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öran Eriksson)(英格兰足球队的新主帅)。但是每个这样的欧洲化例子都至少有一个相对应的美国化例子。有一个卡布其诺咖啡吧就至少有一家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美国电影、美剧和美语是我们流行文化的主要甚至是主导部分。

  你可能会说,在21世纪初,这只是欧洲化的一部分。这种美国化也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现象。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特别严重,我们美国化的方式与欧洲大陆不一样。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所致。在1990年的一次哈里斯民调中,英国人被问到他们喜欢到哪个其他国家住。50%以上的人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分别只获得了3%。这绝对是某种态度的证明,多了一个小小的语义指示。谈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英国人会用一个词组:“池塘的那一边。”“池塘的那一边”—似乎大西洋就像一个放鸭子的池塘,美国就在乡村草坪的另一边。从某种语义上来说,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还宽。

  雨果·扬坚持认为这都太过时:依然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的民族”相提并论的身份正在变淡,毕竟在美国,西班牙裔的人越来越多,盎格鲁血统不再那么纯正。他写道:“盎格鲁—美利坚主义必须在这个欧洲国家停止阻碍欧洲意识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现实,可能也不可取。我赞同罗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写道:“在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之间开辟并保持中间道路的还是说英语的国家。”这话听起来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历史概述似乎相当真实。这是我们的身份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

  那么,在“英国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欧盟和一些欧洲项目的吗”这一最熟悉——也是最肤浅——的意义上,我们回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个问题吧。不过,又要问我们所指的由英国决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指的是当前选举产生的政府,那么答案显然是响亮的“是”。如果我们指的是民意,那答案是响亮的“不是”。

  2000年10月,“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针对与欧盟的同一性提了一些常规问题。英国位于图表的底部。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您的国家有利吗?只有25%的英国人说“有利”。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您的国家带来过好处吗?25%。信任欧洲委员会吗?24%。支持欧元吗?22%。只有在支持共同的安全政策和扩张方面,英国不是垫底。

  根据自己的看法,你可以对这种情况描述一番——令人沮丧或者鼓舞人心。首先,这些英国的答案特别多变。以第一个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是否是一件好事为例,相关数据如下:1973年,31%;1975年,50%;1981年,21%;1991年,57%;1997年,36%。可谓大起大伏。罗伯特·伍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坚持认为,英国对欧盟的看法坚定不移但并非根深蒂固。伍塞斯特区分了“舆论”、“态度”和“价值观”。他称,这些只是舆论而已,受到了最近媒体普遍对欧盟负面报道的影响。态度是指更加固定的看法,伍斯特尤其在“中产阶级、偏老的人”当中找到了态度。然而,我一点点收集来的证据和每天与所谓的“普通人”交谈的经历表明了如下事实:还存在更深的态度,绝不仅仅限于仍然主导政治和媒体辩论的中产阶级、偏老的人当中。所以,再援引一项民意调查,1995年英国广播公司莫利民意调查问道“您觉得欧洲怎么样?”,只有8%的受访者说“非常好”,15%的受访者说“一般”,但是49%的受访者说“很差”。

  人们常说,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是英国的专利。其实不然。在欧洲,有几个国家的人们也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波兰人、希腊人和匈牙利人都是这么说的。区别在于,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可能是其他地方,但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地方。我认为,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不仅把欧洲说成其他地方,而且还不确定它们是否想成为那里的一部分。它们是英国和俄罗斯。

  1971年10月,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在下议院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正走向一个节点,如果本院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们的共同体就将等同于他们的共同体。”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向那个节点靠近一点。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精英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连最支持一体化的英国“欧洲人”也不像欧洲大陆精英分子那样,把欧洲说成理所当然的问题。我们不像从事于公共事业的欧洲人那样单纯地谈论欧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虚伪。我们怀疑欧洲思想的国家工具化。记住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对戴高乐(de Gaulle)的评价:“他说的是欧洲,其实指的是法国。”自麦克米伦以来,可能每位英国首相都很想在私下里对当任法国总统作出这样的评价(希思对蓬皮杜的评价可能是个例外)。这部分是事实,而且不仅仅只有法国如此。我写了整整一本书(《以欧洲的名义》)来描述德国如何以欧洲的名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对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共同工程还有一种真正的情感认同,在德国基本上是如此。政治中的情感总是位于靠近真实与虚假之间、真诚与虚伪之间边缘的某个地方,但这里有一份真实的情感。

  这与我的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欧洲含义有关:符合欧洲标准的含义。欧洲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神话,政治身份就是由这些东西造就的。似乎在我看来,甚至在英国“欧洲人”当中几乎完全缺失的正是这第六种含义。近几年,我只看到过一点点苗头。就是当初“八八组织”(Charter 88)和中左翼的其他人在“欧洲化”英国方面主张宪法改革。这个语境中的“欧洲”意味着更加民主、更加现代、公正、开明,这是最佳现代欧洲惯例的精华。但是接着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eedland)站出来表示,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化的英国;我们需要,正如他的著作所宣示的那样,《给祖国带来革命》(Bring Home the Revolution)。这是指美国革命。由于这是英国,理想化的美国胜过理想化的欧洲。

  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

  毫无疑问,欧洲身份可以成为英国的一种身份。如果我们想选择建立一种欧洲身份,说“我们”而不是“他们”的话,这里有大量的材料。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个身份。我们不能作出雨果·扬似乎希望作出的声明:“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句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采用的是美国化的方式,就加句号。

  其他身份也太强烈了——海岛的身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西方和跨洋的身份以及不仅仅与美国还有所有说英语民族的身份一致性太强烈了。此外,还有所有内部身份,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英格兰。对于“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属于,但不只属于欧洲”。英国的欧洲身份只能是部分身份,因为只要有英国存在,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一个拥有多重、重叠身份的国家。

  然而,说“部分身份”并不意味着肤浅的身份,目前英国的欧洲身份就是肤浅的身份。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拥有部分身份也可以很深刻的例子:英格兰身份、苏格兰身份。如果英国要全身心有效地参与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项目,无论欧盟随着扩张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身份必须变得更加深刻。对于共同的事业必须要有更多的情感认同,或许一点点理想主义,甚至我所说的第六种含义就行。

  这不仅对我们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对项目本身也至关重要。英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如果没有情感认同的纽带、没有一些共同的神话、一些神秘感或者白芝浩(Bagehot)在描写英国宪法时直接称之为“魔法”的东西,人为创造的政治结构就无法幸存。当然,代指欧盟的欧洲目前就是一个人为创造的脆弱政治结构,英国曾经也是如此,可能现在又这样了。

  本书是当代最敏锐的政论作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最清晰的洞彻!

  本书是蒂莫西•加顿艾什最新一本融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体的文集,收入作者2000—200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卫报》等媒体上的文章。作者追踪世界大事,从东欧的“橙色革命”、英国与欧洲及欧盟关系的演变,到主义的兴起、“9·11”、美国大选及反恐,再到缅甸、伊朗等非西方国家的新动向,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深度挖掘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当下事件的报道以历史的深度,并赋予它们文学化的表达,同时探讨作家与事实的关系。本书集中体现了加顿艾什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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